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于3月25日揭晓。现年57岁的梁振英获得689张有效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选举结果宣布后，梁振英举行记者会发表感言。他说，感激选委的信任和市民的支持，给自己在未来五年服务香港、服务市民的机会。行政长官工作非常艰巨，自己将稳中求变、迎难而上，以谦卑感恩之心，担负起这份重大责任。他表示，相信只要大家目标一致、携手共进，就可以将香港建设成为一个更繁荣、更进步、更公义的社会。
印象中的香港在政治方面都不爱搞宏大叙事，务实和理性的风格甚至使他们对政治和群体表达相对冷漠。但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显然已经发生变化。香港似乎也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俗话称，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香港新特首又将如何将这三把火，点燃，烧旺呢？
香港已不是当年的香港
说起香港的未来 ，就不能不谈谈香港面临的经济困局。因为造成今日香港之现状，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首先，土地收入与房地产财政占比重过高。现今的香港政府，与物业相关的税收接近两成，比例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的39.6%；在过去两年，政府的卖地收入更是分别超过了600亿和800亿港元，以政府年度总收入为两千多亿计算，约占三成。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土地和房地产财政既缺乏稳定性，更存在结构性问题。
其次，高地价与高财政支出恶性循环。政府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新移民涌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进一步增大。高地价政策给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赖卖地收入来“派糖”平息民众的怨气，这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再次，“坐靠祖国”享繁荣 经济转型进展缓慢。高昂地租和生活成本，极大削弱了香港在创意、环保、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由于库房连年盈余，政府不仅不再讨论经济转型问题，更多以争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为政绩，“背靠祖国”的神话也已深深植入香港社会群体意识之中。但现阶段自由行政策除了零售业受益外，并未带动其它新兴产业发展。
香港面临的真正危机
地产财阀当道。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的四家地产商就已经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新的地产商已经极难进入这个市场。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政府的放任无疑助长了跨行业垄断的加剧。在这十几年香港大学所作的历次民调中，香港社会“公平”指标得到的评分，长期在各项指标评分中包尾，远远落后于自由、文明、治安、廉洁、繁荣以及法治等指标；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福利社会”中做出选择，最多港人选择的是“公平社会”，其次才是廉洁和繁荣的社会。反抗各种不公平，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份，俨然成了港人的头等目标。
政府丧失公信力。不少香港人认为，当香港社会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躲在“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旧信条后面，以一时的盈余或赤字来判断市况，逃避作为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责任，放任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情况恶化。除了在面对地产财阀时表现软弱与放任之外，政府为摆脱财赤而进行的公产私有化过程也助长了垄断企业的扩张，使基层市民生活更加艰难。 此次特首曾荫权就因为参加私人宴会、低价乘坐富豪的私人游艇等并未违法的“小事”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就连他本人也连称感到意外。今天港人对贪腐问题如此敏感，固然是因为香港人对公务员的廉洁度是“零容忍”，却也不排除港人对政府官员疑虑渐深。香港公务员一向以清廉高效著称，这种不信任不仅对整个公务员体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也增加了未来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更加剧了社会分裂。
香港法治遭到批评和挑战。香港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基石，香港人一直也以他们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水平为荣。但这一基石，近年也有松动的迹象。有人开始挑战法治，或许是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战。这些批评和挑战单独看来似乎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却已逐渐升格为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攻击，并借着民粹和排外情绪的抬头壮大声势，以动机去量度个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合法性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操守，以经济效益的大小作为评判法官裁决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这些都是极度偏离法治原则的鼓吹，并将逐步侵蚀法治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