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差自中国古代以来就有，甚至还有信鸽，当时的人们顺利收到信件的几率不知有多大。
近日，央视记者在专题新闻节目里公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所寄出100封平信中，居然有1/3最终没有到达收信人手里，尽管这不是一个经严格控制的正规实验，未必能体现真实的寄达率，但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个体经验，足以表明邮政服务的质量如何。
尽管信件丢失会找出种种原因，但据报道，键入“平信丢失”，在网络上有22万多个搜索结果；键入“寄信丢失”相关结果约40万个；再用“寄的信丢了”搜索，能找到约600万个条目。平信丢失似乎并非个别现象。
在几十年前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邮递员还是份相当体面的职业，他的服务对象就是其所生活社区的乡邻，他几乎认识其中每户人家，因而算得上社区的一个中心人物，这种身份性质以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关系，都会对服务质量构成一种约束，毕竟，一个人过分不负责任的表现会影响自己在社区中的声誉。
而且，当时的住户结构也不如现在那么封闭，没有防盗门，特别是小地方，家里有人时大门通常是敞开的，也没有统一安装在楼下的邮箱，若家中有人，邮递员经常会直接进门投递，要是主人恰好是熟人，还会坐下来寒暄上几句，这种亲密接触关系，如今多半已不复存在，与此相应的质量约束也就随之消逝了。
今天，邮递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许多年轻人甚至压根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邮递员或许也再不是一份值得羡慕的职业，在有了那么多更便捷的替代品之后，他们恐怕也难以感觉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那些原本将邮递质量维持在尚可接受水平的种种激励和约束，都逐渐消失，这样，邮递质量就只能依靠邮政企业自身的内部激励和质量控制体系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方面，企业内部尤其是国企恰恰是指望不上的。
实际上，企业自身也呼吁邮政体制的改革。靠竞争而不是靠保护来发展是一条准则，中国邮政体制改革远远没有完成。改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往往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由多种因素和主体共同决定的，力量通常来自内部的推动，实质上是内生性的动力，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变革的要求。改革进行到当前这一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从邮政企业经营管理内部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随着邮政企业市场化逐步深入，提供邮政普遍服务与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矛盾逐步显现。二是尚未实现彻底的政企职责分开，此外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分帐经营核算还需要推进。三是邮政普遍服务亏损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普遍服务业务成本核算体系的建立运行和有效监督严重滞后。四是中国邮政业务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而资金未发挥效益，国有资本运营责任机制、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尚需改进。五是邮政企业创新管理、服务管理等问题显现，中国邮政经营理念需要与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六是邮政企业长期处于封闭体系，而且管理关系未理顺，尚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辖。七是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扩大趋势。八是邮政市场尚未实现全面开放，竞争规则的制订使市场失灵的问题难以防范。
当前，邮政普遍服务与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矛盾凸显。作为世界500强的中邮集团年收入上千亿，不含各级政府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然而邮政基础网络适应性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邮政营业网点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2010年，我国邮政局（所）总数4.8万处，较1998年的最高值10.2万处减少52.9%。按照万国邮联2003年-2007年对150个成员国邮政普遍服务水平调查，中国邮政综合评分为39.3分，低于全球邮政普遍服务平均水平55.8分，名列100位以后。
据此，有些人称开放邮递准入，让私人企业参进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在前网络时代，人们还能找出一些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政府来经营邮递业，邮政电报系统一度是国家统治和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权延伸的象征。现在的情况已有所改变。
普遍覆盖也不是国营的理由，完全可以通过项目招标实现，私人企业的竞争可以让普遍服务的质量更容易得到比较和评价；普遍服务更不是国营垄断的理由，政府若决意要由国家邮政来提供普遍平价服务，可以用预算直接补贴邮政，而不必用垄断权来间接补贴，前者由全体纳税人负担，后者由失去享受更好邮递服务机会的消费者和失去市场进入机会的邮递企业负担，看不出任何理由认为后者更公平，而在效率上，由于准入管制扭曲了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垄断权补贴远比直接补贴更低效。
“十二五”时期是改革的历史机遇期，无论是否让私人企业参与，邮政系统的改革都是大势所趋。尽管在信息社会，传统的邮政业已经被很多国内、国外快递公司占了先机，但邮政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因此它的问题远不止市场化就能解决那么简单。这也是邮政改革需要慎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