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一个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敏感话题就是欧元区的经济危机，那么这一年，我们依然面对这个关乎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欧元区未来是光明还是黑暗？已经出现的迷雾是否会蔓延？欧洲要怎么应对？对中国将产生什么影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的分论坛上，针对“迷雾中的欧洲经济”这个话题，与会者表达了不同意见。
悲观vs乐观
“欧洲现在是否脱离困境了呢？不，还没有。”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欧智华向大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欧洲经济的恢复仍有三大挑战没有解决，这三大挑战依次为：增长问题、不平衡状态和财政联盟建设。之后发表演讲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也持相同态度，他说：“我赞同比较悲观的看法，欧洲经济看起来令人堪忧。”奥斯坦•古尔斯比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欧洲实际上面临两种不同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增长与财政方面的危机，但最危险的是第二个危机，即银行体系的危机。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拉拉建议在希腊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后，不仅希腊政府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改变如今的状况，欧盟的政策制订者也要深刻反思，“否则欧盟将好景不长。”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一方面表示希腊违约的结果比预想的要好，但他也提醒大家注意大批被套牢的希腊债权人的处境。
“不要放弃欧洲。我们应看到欧洲的一些资产和公司还在发挥极大的作用，在未来他们也将继续发挥作用。”论坛的五位参与者中，对欧洲经济相对乐观的埃森哲公司董事长威廉•格林这样呼吁。
强与弱的矛盾
“德国经济也许像岩石一样坚固，但欧元区其他国家却在持续紧缩的压力下变得脆弱。”欧智华说，另一方面，不同于处于美国怪罪中国贸易顺差，在欧元区，贸易顺差的德国正痛斥赤字国家。欧智华认为，要想解决欧元区的不平衡需要更加有效的循环，或需要减少不平衡。他表示，货币联盟能有效呼吁联盟中比较富裕的纳税者，给处于劣势的人们提供支持。但在欧元区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他认为只有欧元区的债权国和债务国双方都做出牺牲，让所有参与方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同时以古老但又创新的原则建立财政联盟才能保证货币联盟行得通。
奥斯坦•古尔斯比认为因为欧元区南北经济实力是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在有限的机制中，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很难改变。“财政联盟如果只是那些财政状况很好的成员国创建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把南欧北欧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却让南部国家进行紧缩，这样是不可行的。”
“欧洲政府债权作为一个套利的机会，不去评估投资安全，不能作为保障的投资。目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遇到了很多的压力，而且他们的资金状况也是非常的脆弱。”查尔斯•达拉拉说。余永定认为财政紧缩、扩大EFSF、欧洲中央银行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和一些长期策略是目前解决欧债危机的四个有力途径，虽然他们之间并不矛盾，但实现起来都有难度。“财政紧缩政策遭到老百姓反对，EFSF面临钱不够的尴尬，德国的一些银行家和政治家反对欧洲央行实行类似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长期改革政策远水救不了近火。”
威廉•格林表示，所谓欧洲防火墙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营造一种增长的稳定性，让大家的信心能够回来，这样才能促进再增长的实现。
迷雾蔓延如何制止
“我想如果强壮的德国可以将大量储蓄投资在房屋或者南欧的工厂，而不是一张张证券，对欧元区贸易不平衡的改变可能会好些。”欧智华说，他表示虽然德国去年出口总量的百分之六都是到中国的，但德国依然相当依赖南欧的贸易往来，德国出口总量的百分之十都是往南到意大利、西班葡萄牙和希腊。因此，南欧的衰退也有可能成为北欧的衰退。“如果德国选择把出口所得收入花在进口方面，德国的顺差将随之下降。而如果进口南欧的产品，无论是货物还是旅游收入，德国增长的国内需求将为南欧经济提供最继续的支持。”
“欧洲中央银行原来是坚决反对搞货币宽松的，如果他有所改变，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深思。”在余永定看来，如果欧洲国家，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不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一种通过勒紧裤腰带搞发明创造来还债的决心、意志和能力。而是通过印钞票的方法，通过通货膨胀的方法，把他们的债务“胀”没，那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则会深受其害。“我怀疑世界正在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银行印钞票时代，它的后果是什么，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余永定建议中国加快自己的调整速度，加快经济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要再进一步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对于欧洲来讲，中国可以提供我们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忙应该是量力而行，一定要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做法。
查尔斯•达拉拉认为如今面临大选等政治问题，导致一些问题浮现出来后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他表示，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信用。“如果要从这些危机国来买债权，却没有看到这些国家拿出一个统一的解决和协调方案，对于外部的债权投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同时他认为，希腊的问题虽然困难但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你只是跟一个国家的债务持有人进行谈判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如果债务危机治理过程中整个结构不做调整，就算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我认为他们不可能朝前迈进。”